王安石握有一手好牌，变法运动却功败垂成，甚至成为后期南宋政权的替罪羊，被严重污名化，令人唏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应用好卓越绩效管理，关键指标选取不当，显然也是重要诱因。

变法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没有问题。北宋创建以来，首要任务是活下去，避免成为五代尤其是后周的翻版，赵匡胤的崇文抑武政策也取得了预期效果，国祚绵延几百年。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日益突出，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推动庆历变法，因上层态度不够坚决无疾而终。

王安石主张的变法，主要解决三冗问题，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富国强兵，是切中要害的。王安石认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价值观，虽有争议，但矫枉需过正，表明了一撸到底的决心。

变法的战略路径没有问题。均输法，改变了各地征税的单一模式，鼓励采用货币化税收，也可以采用地方特产纳税，中央政府根据市场情况就近就低采购，逢高卖出，减少巨大的物流损耗，还可以平抑市场的垄断和非理性行为。青苗法，政府承担银行职能，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低息借粮给农民，秋收后还贷，既雪中送炭急人之难，又促进粮仓粮食的有效流通，为国家财政创收。免役法，可以货币化支付徭役，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促进生产。

凡此种种，王安石的变法理念领先了社会上千年，他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自如，仿佛是现代人穿越而至。

变法的高层支持没有问题。宋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甚至短命的英宗，都称得上励精图治的明主。神宗更是有为之君，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也是一往情深。朝中用人几乎都要王安石点头才算，政策法规都是言听计从，可谓权倾朝野。

变法的舆论环境也没问题。庆历变法以来，变革求生存、变革求发展成为朝野共识。宋代官家厚待士人，甚至形成了国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士人阶层责任感爆棚，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膨胀得没边了。

至于变法的人才资源，更是没问题。梁启超盛赞王安石是三代以下之完人。舞文弄墨对王安石来说是雕虫小技，但他随意挥洒却惊世骇俗，当世除了苏轼无人匹敌。治世之策更是卓尔不群，超越管仲和桑弘羊，司马光们深陷农耕社会桎梏和党争漩涡之中时，王安石已经摸到了现代经济运行的脉搏，甚至被后世罗斯福新政引用。王安石的人品看似有问题，但史书上记载的王安石，是被严重污名化的。他做事公允、就事论事、不贪不偏的品质草蛇灰线，有迹可循。王安石还有着非常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知鄞县期间，政通人和，口碑卓著。

应该说变法成效还是显著的，神宗执政期间国力处于上升时期，对外战况也差强人意，延缓了宋朝的衰败。但是变法执行十几年后被叫停，几经反复，最终面目全非，四十年后，徽宗葬送北宋江山。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一手好牌，是怎么打坏的呢？我觉得两个原因不可忽视。

一是关键绩效指标选取不当。以青苗法为例，可谓利国利民，但是为了快速推进变法，将官员完成贷款数量作为了政绩考核指标。有过丰富同业对标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情况了，有些官员强行摊派，有些官员趁机加息敛财。改善民生的先进政策，搞得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

二是持续改进的闭环不完善，测分改体系不健全。以免役法为例，变法以家产数量定缴费等级，官员为了多收取税费，人为调高了许多百姓的等级，聚众闹事时有发生。但是王安石没有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策略，长驱直入，最后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所以，学好卓越绩效管理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