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蓍

【导读】

损兑法灵蓍是《阴符经七术》中最受争议的一篇，对它的解读，史学家们历来莫衷一是。

《集金丹黄白方》的作者陶先生在为本篇破题时，曾经这样说：“老子曰：‘塞其兑。’ 河上公曰：‘兑，目也。’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兑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损兑法灵蓍也。”

陶先生将“损兑”解释为“减少他虑，专心察理”。这样一来，《损兑法灵蓍》就变成了“心法要诀”。许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其一，古人对于文章的归类可谓“郢人斤斫”，拿六十六卷的《崇文总目》来说，郭稹、吕公绰等人竟将其分为“四部四十五类”。（经部八卷九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小学类。史部十五卷十三类：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氏族类、岁时类、传记类、目录类。子部三十三卷二十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兵家类、类书类、算术类、艺术类、医书类、卜筮类、天文占书类、历数类、五行类、道书类、释书类。集部十卷三类：总集类、别集类、文史类）甚至连卜筮、占书、历数、五行等同是“阴阳家之所执”的学问，都要分得如此细致，可见其“剖幽析微”！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损兑法灵蓍》属于心法要诀一类，为何作者不将它放在《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螣蛇》这些修身养性的章节中间，而要放在专一阐述游说原理的《转圆法猛兽》后面。

其二，关于“减少他虑，专心察理”这一铭训，前面的六章已经多有表述，《养志法灵龟》就更加细致入微，连如何修炼才能做到“减少他虑，专心察理”也都和盘托出。一向惜墨如金的鬼谷子何以丰干饶舌，在第七章旧话重提呢？

其三，鬼谷子的心法要诀最重实修，以《养志法灵龟》为例，作者先提出“为何要养志”，即：“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而后便是“如何养志”，即：“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陶先生将“损兑法灵蓍”解释为“以心眼察理”也无不可，但总得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以心眼察理”？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应该如何加以实修？而通观全文，“陶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笔者八年前在兰州求学之时，曾经带着这三个疑惑拜访了雅斋居士刘若龙先生，刘先生年轻时曾师学尹桐阳、吴劲铭，可谓文武兼备，名震西北。民国年间，鹿钟麟、汤芗铭都极力邀他入幕，并许以每月二百块现大洋，刘先生以“愚志贻讥清议，直一狂生”为由，辞不就仕。

面对我的提问，刘先生给出这样的解释：“陶氏引庄子‘心有眼’之说，谓兑者，以心眼察理；损者，减损他虑，专以心察，其说愚罔，殆难尽从。为纵横者，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其词巧妙，非遐风激骛之学。据下文曰‘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疑此文亦当作损益。至于灵蓍者，卦器也，此言揲着求签，有多有少，故曰损益法灵蓍。下文又曰‘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兑亦当作益，言增益其辞，必依于知深见广，故曰益者，知之也。而减损其辞，必依于简约易行，故曰损者，行之也。若作兑字，意皆不通。”

亦即是说，本篇的题目应为：损益法灵蓍。意思是，游说诸侯时，言辞的增加或者减损，应该结合当时的形势与游说对象的特性来做判断，不可食古不化，而应像灵蓍一样变化无穷。

【原文】

损兑（益）者，几（机）危之决也。事有适然，物有成败，几（机）危之动，不可不察。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1】。兑（益）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说（益）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之辞【2】。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3】。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因自然之道以为实【4】。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5】。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益），威其机危，乃为之决【6】。故善损兑（益）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

【注释】

【1】笔者注曰：《管子—九德》篇曰：“夫玉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判，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室，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圣人说人，必辨德察类，然后施治。与仁者言，依于理；与智者言，依于通；与义者言，依于节；与行者言，依于速；与洁者言，依于卑；与勇者言，依于志；与精者言，依于上；与容者言，依于达；与辞者言，依于齐。《鬼谷子—权篇》曰：“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其意略同。

【2】笔者注曰：尹桐阳、萧登福考‘说，上文作兑’，则亦为益字之讹。此谓圣人说于诸侯，其辞或以损之以求简明，或以益之以求广博，至于损、益皆不能行，则退之以待其时。

【3】笔者注曰：此言圣人不恃才强辩，专行己说，亦察人之言，以辨其类。其类既别，而后以《鬼谷子—权篇》之“九术”说之，辅以内修，故能辞精而心安，志定而意正。

【4】笔者注曰：此言说人不惟辨察其类，亦当权其时势，量其难易，而后定“损益”之辞。鬼谷子云：“故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亦此意也。

【5】笔者注曰：略有方圆，圆者全己，方者克敌。此言辩者之辞或攻或守，因时而异，可竟大功。

【6】笔者注曰：此言“益”之法诀，话繁而多忌，必以“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相间其中，方使不乱。

【译文】

向诸侯进献主张时，言辞或损（精简）或益（详实），考验着游说者的机权干略，决定着游说者的生死安危。事情有巧合偶然，万物有成败利钝，对于关乎生死安危的大事，不可以不谨慎考察。所以聪明高智之士在进行游说时，先遵奉端拱无为之道，悉心察看对方的品类（即品德与类别，详见注释），然后才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言辞说服对方（说有九术，详见《鬼谷子—权篇》）。以“益”字诀为纲领的言辞，（即长篇大论的言辞）必须以识见广博、智算精深为依托，（否则己方言多必失）；以“损”字诀为纲领的言辞，（即言简意赅的言辞），必须以平直浅俗、便于执行为依托，（否则对方难以领会）。当“益”字诀与“损”字诀都不能奏效时，便不再需要费力解说，应先行暂退以待其时。所以我们在搞外交工作的时候，不能一味恃才诡辩，对人强加已见，先得考察对方的言辞，以分辨其类别。其类既别，而后以《鬼谷子—权篇》之“九术”说之，故能辞精而心安，志定而意正。此外，进行外交工作时，我们还要考察双方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看看是严峻还是良好，再实事求是的制订计划。（总的来说）形势严峻时，要多进“全己之辞”（圆略），形势良好时，要多进“攻辩之辞”（方略），如此方可建立功业。因时制宜的或损或益，是游说他人的基本原理，（但要注意的是）“益”字诀具备话繁而多忌、言多而必失的特点，因此必须配合“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当中的技法加以使用，惟其如此，才能在危急之刻化险为夷并解决问题。总之，善于损益之术的人，处理事情就像挖开千丈大堤放水泄流，或者像沿着万仞深谷转动圆石一样，轻而易举。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善于甄别和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必然。

损兑

【案例分析】

苏代计说二王罢兵休战

苏代是苏秦的族弟，东周洛阳人，也是战国时期了不起的纵横家。《古史考》、《典略》、《战国策》、《史记》对其事迹均有记载，其中，《战国策卷十九•秦攻赵》以及《战国策卷三十•说赵惠文王》可谓“损益法灵蓍”的经典案例。苏代根据政治形势的不同和两位人主性格的迥异将所进言辞或“损”或“益”，堪称曲尽其妙、舌灿莲花。

当初，赵国准备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去劝说赵惠文王说：“我这次来，经过易水，看见一只河蚌正从水里出来晒太阳，一只鹬飞来啄它的肉，河蚌马上闭拢甲壳钳住了鹬的喙。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变成肉干了。’河蚌对鹬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你就成了死鹬。’它们俩谁也不肯放开谁，一个渔夫走过来，把它们俩一块捉走了。现在赵国将要攻打燕国，燕赵如果长期相持不下，老百姓就会疲惫不堪，我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成为那不劳而获的渔翁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出兵之事。”赵惠文王说：“好吧。”于是就停止出兵攻打燕国。

面对赵王厉兵秣马的架势和席卷八荒的雄心，苏代仅仅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案例，三言两语，便成功的“化干戈为玉帛”，可以说是深得“损”字诀的精要。相比之下，苏代对秦昭王的游说就与此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大费周章”。

秦国将要攻打赵国，苏代（一说苏秦）对秦王说：“臣下听说贤明的君王对待他的臣民，普遍地施以教化并传授他们各种本领，因此官吏不惰，民力殷实；对于百姓的言论，广泛听取而随时采用，因此国家的事业就不会衰败，丑恶的现象就不会显露。臣下希望大王详察我所陈述的主张，并且以“控名责实”的方法察看其效用。我听说握有贵重宝器的人，不在夜间走路；承担大事的人，不应该盲目轻敌。因此贤明的人责任重大而行为恭谨，聪明的人成绩丰硕而言辞和顺。所以民众不憎恨他们的尊贵，世人不嫉妒他们的光辉。我还听说：土地广大的国家，民众争先归附；功名震主的将帅，国君不再启用；力量耗尽的民众，明主不再压榨；想要得到什么反而不去硬求，这是圣贤治国理政的智慧；建立累世勋业之后，使百姓休养生息，这是君子行军打仗的法则。如今长久用兵而不知停止，民众力量用尽也不罢手，非要得到赵国不可，这是缺乏深图远计的谋算。赵国是个四面输泻通达的国家，属于兵家必争的范畴。如今即使得到邯郸，也会腹背受敌，不符合秦国的长远利益。料想，土地广大而不耕种，百姓疲弱而不蓄养，一味的凭借刑罚驱策他们干这干那，那么他们虽然暂时服从，也不会同心同德。俗话说：‘打了胜仗，却让国家占据四争之地，就会战事频仍、应付不暇；开疆拓土，赢得硕果累累，却不懂得权衡进退，城池就会得而复失’。所以干任何事情都要度德量力，把握底线。如果竭泽而渔，即使是父亲也不会从儿子那里得到什么；倘若杀鸡取卵，君王也不会从臣子那里得到什么。因此懂得聚微成著的人可以做诸侯，懂得容民畜众的人可以做霸主，懂得权衡轻重的人可以做帝王。”

（《战国策·赵策二》原文：秦攻赵，苏子为谓秦王曰：“臣闻明王之于其民也，博论而技艺之，是故官无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多听而时用之，是故事无败业而恶不章。臣愿王察臣之所谒，而效之于一时之用也。臣闻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则辞顺。故民不恶其尊，而世不妬其业。臣闻之：百倍之国者，民不乐后也；功业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尽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静，圣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终身不休，力尽不罢，赵怒必于其己邑，赵仅存哉!然而四轮之国也，今虽得邯郸，非国之长利也。意者地广而不耕，民羸不休，又严之以刑罚，则虽从而不止矣。语曰：‘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故微之为著者强，察乎息民之为用者伯，明乎轻之为重者王。”）

秦昭王反问说：“如果寡人按兵不动，使民众休养生息，那么天下诸侯一定推行合纵之策，图谋对付秦国。”

苏代说：“现今天下诸侯还不能依靠合纵的方略抵抗强秦。臣下认为田单、如耳的作为是特别错误的。不单是这两个人错了！天下各国的君主也完全错了！他们谋划收罗破败的齐国、疲惫的楚国、凋敝的魏国与存亡未卜的赵国，用以平秦破韩，这实在愚不可及。齐国的威王、宣王，是当代的贤明君主，他们德高地广，国家富强，民众乐业，军容雄于朔漠，将士冠绝庶蕃。齐宣王依靠这些资本，曾一度逼近韩国，威胁魏国，讨伐楚国，进攻秦国，将您的虎狼之师围困在壳山、函谷之上，十年之间，夺地千里，弄得秦国上下畏惧远避而始终不忿。然而一度辉煌灿烂的齐国，现在却弄得国空人绝。齐兵之所以被打败，韩、魏之所以所存无几，为什么？这都是因为轻启战端，盲目讨伐楚国、进攻秦国，然后自己遭受了穷兵黩武的祸殃，当今各国没有齐威王、宣王富有，军队也没有齐国逼近韩国、威胁魏国时精锐强大，并且将军也没有田单、司马穰苴的卓越谋略。

所以他们这些跳梁小丑即使合纵，也是不能成功的。秦国之内有其他自命才高的人对我的看法进行诘难，这是臣下如今最忧虑的。刑名家们都说‘白马不是马’。以这种诡辩妨害真理，谁还敢建言献策呢？

当初您的上辈发兵攻占怀地，使那里兵屈民服，赵国、齐国、楚国本应该进行救援。可是由于赵奢、鲍佞为将，下达龟缩不进的指令，导致只有楚国的四个将领奋勇来战。面临怀地陷落而不出击，秦人退兵而不追赶。不知道三国是憎恨秦国而爱惜怀地呢？还是憎恨怀地而爱惜秦国呢？敌国攻打而不守望互助，敌兵撤退也不大加挞伐，三国的军队就此陷于窘地。由是观之，赵奢、鲍佞的才能不过如此。从前，五国曾联合起来打败齐国，将其土地瓜分豆剖。值此亡国之际，资质过人的田单横空出世，赢来万众瞩目，可他虽然以火牛阵击破敌军，收复七十余城，其后也仅是闭关自守罢了。他在十四年当中，始终不敢一雪前耻，率兵平秦灭韩，只是雄踞临淄而已。现在各国的将领比田单还不如，即使联合到一起，能把秦国怎么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息兵，不出国境，诸侯休战，天下安定，二十九年没有互相攻战。

（《战国策·赵策二》原文：苏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为从以逆秦也。臣以田单、如耳为大过也。岂独田单、如耳大为过哉?天下之主亦尽过矣!夫虑收亡齐、罢楚、敝魏与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愚也。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博而地广，国富而用民，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富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为齐兵困于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夫齐兵之所以破，韩、魏之所以仅存者，何也？是则伐楚攻秦，而后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齐威、宣之余也，精兵非有富韩劲魏之库也，而将非有田单、司马之虑也。收破齐、罢楚、敝魏、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误。臣以从一不可成也。客有难者，今臣有患于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此臣之所患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怀，服其人，三国从之。赵奢、鲍佞将，楚有四人起而从之。临怀而不救，秦人去而不从。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忘其憎怀而爱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从，是以三国之兵因，而赵奢、鲍佞之能也。故裂地以败于齐。田单将齐之良，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折韩也，而驰于封内，不识从之一成恶存也。”

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鬼谷奇境

同样是劝人罢兵休战，何以苏代运用的游说方式会截然不同呢？其因有二。首先，秦国与赵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有霄壤之殊。苏代游说赵惠文王之时，权势熏天的赵成已经寿终正寝，胡作妄为的李兑也已经被贬乡野，赵惠文王已经完全能够独掌大权。战和大计，一任己意！因此，苏代只要稍稍向他点明利害，做到“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即可，根本不需要连篇累牍。而当时秦昭王所面临的状况则十分严峻，宣太后和外戚魏冉的余党尚未肃清不说，国内的豪强也是星罗棋布。对外扩张不仅是昭王个人的意志，也是那些天潢贵胄、达官贵人、巨商富贾的愿望。所以，苏代对昭王游说，不仅要给他一个交代，也得给秦国的利益集团一个说法。所谓“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都是劝谏秦国决策高层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金玉良言。

其次，赵惠文王与秦昭王虽然都是治国有道、御下有方的“明君圣主”，但是脾气和心胸相却甚远，前者宽简仁和，几乎没有任何忌讳；（作者按：赵王将赴渑池，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夫君储废立，人臣所避，而颇僭之，赵王乃许之而不怒，其非尧舜之德乎？）后者则“刚戾多疑，复矜诈力”（作者：戮白起，罢应候，废文武之良佐，非哉！），故而苏代在自己的言语铺陈当中加入恭维奉承之词，也是十分必要的。所谓“怀重宝者”、“任大功者”、“圣主之制”等等字眼，都寓寄着苏代对昭王治绩和韬略的肯定以及对秦国未来良好发展的殷切期盼，让人听来句句受用，避免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策见用而身不恤”的悲惨下场。

通过参研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称得上“纵横大家”的人，绝非是像李园那样行蛇鼠之智，一心只为自己谋取好处，而是心怀天下，为四方诸侯息争解纷。苏代能使“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