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永定门城楼、箭楼及瓮城。 摄影：喜仁龙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历史上谈北京的书籍不少，这些书籍中就包括很多外国人的作品。这些来华的外国人著书立说，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下了充满异域风情的北京城。

    外国人记述北京的书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到了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北京，他们不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游记文章，而是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方法记录北京城，比如测绘和摄影术。这些人中，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最为知名，他的《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和《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如今已成为老北京研究方面的权威著作。除了喜仁龙，后来因记录日寇在南京暴行而闻名的德国人约翰·拉贝也用图文记录下了当时的北京城，后被编成《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后诏书》出版……这些外国人留下的珍贵史料对后世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少佐证。

 古城墙留在喜仁龙的影集中

    来过北京的外国人，几乎都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有浓厚兴趣，但大多是泛泛而谈，在著书作文时往往将民间传说和道听途说的东西夹杂进去，缺少科学性和史实性，而喜仁龙通过测量技术和建筑学等科学观点来加以记述，使人耳目一新。当人们在谈论正阳门的高度时，喜欢用“前门楼子九丈九”来概括，殊不知，喜仁龙已测出精确高度为“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为24米，高38米”。至于北京内城城墙高度，“老北京”根据目测，以为一般高，而喜仁龙的测定为东城墙11.01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0米，北城墙11.92米。四面城墙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目前从建筑学研究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及故宫等古建筑，不论中外，唯喜仁龙最权威。他的关于紫禁城、北海、中南海、圆明园的记述，都是从实地考察后写的。因手段科学，虽然写于1925年前后，但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然，喜仁龙只是研究、记述北京的外国人中的个例，更多的人是从人文、地理和经历方面谈说北京。如美国学者、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1859-1942），他的《寻找老北京》一书又译作《古都旧景》，记述的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

    阿灵顿居京多年，对古城是有感情的，他笔下的北京，不像有些西方人以猎奇为主，或者专门编造和搜集老北京消极的一面。他的《古都旧景》对北京充满感情，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北京的诱惑力，在世界的声誉和魅力是经世不衰的，近三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古老中华帝国的首都，是最有能力、最有文化、最具艺术鉴赏能力的地方。”他还认为，北京“不仅是中国，而且是远东历史上最优秀的部分，这座城市里曾发生过许多戏剧性的事件，这个伟大城市里没有任何一座建筑没有为国家的历史作出过贡献。”

 阿灵顿的《古都旧景》中还有许多介绍北京名胜古迹的内容，但他没有写成旅游指南，侧重于介绍名胜古迹背后的人文价值。如颐和园一章中，他认为“颐和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批评了慈禧用重建海军的银子为自己造私园享受的卖国行为。阿灵顿曾就职大清邮政局邮政司，1920年退休。他对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他不赞同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义和团的诬蔑之词，认为他们出的书是胡编乱造。阿灵顿对八国联军毁灭北京城的行为很愤慨，称八国联军进城之后“跃入眼帘的就是破坏”，有些地区“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几乎看不到一个人”。

    阿灵顿对北京的了解很深，尤其著作中“旁观者清”的特点很引人注目，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古都旧景》是继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后“外国人研究北京城的第二部著作”。阿灵顿是很热爱北京的，喜仁龙更是如此，他们在热爱之余对存在的问题也有很中肯的批评。如喜仁龙对民国初期德国工程师设计规划前门改造就颇有微词，认为当年大拆大建时“古建筑被人为拆毁，无不扼腕叹息”，前门的改造“都给人一种令人失望的印象”，而“箭楼的改建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最令人痛心”。

    谈北京日本人也不甘寂寞

    日本是我们的邻国，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日本人写的关于北京的书有些是值得一读的。因历史上的原因，日本人编辑的《北京志》一类书，有明显的战争目的。如1907年出版的《北京志》就是由侵华的“北京驻屯步兵队长山本中佐之托”编纂而成。不用说，这本书是为日本进一步侵华作准备的教科书。书中许多章节是日本军官所写，虽然枯燥、刻板，但细节严谨，对研究者还是有些意义的。1944年多田贞一编著的《北京地名志》是很认真的，但比较简陋，参考价值不大。

    目前，在外国人所著的北京历史资料书中，以日本人所写为多。如《唐土名胜图会》、《中国游记》、《白云观信访录》、《北京繁昌记》和《北京》等。有些是出自日本学者之手，有些则是日本军部出资出人编的。像《白云观信访录》的著者就表示是献给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厚礼，有明显的侵略意图。这些书是为日本读者服务的，记述一般化，有些记述存在疏漏、失误和不实之处，在引用中国史料时不严谨，而且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中国人的不敬及歧视。

    拉贝的日记也有北京见闻

    约翰·拉贝因1937年日本南京大屠杀时的日记而享有盛名，他也因营救中国人而被后人称为“南京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除有其在南京的岁月外，还有他1908年到1930年间在北京、天津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北京的记录可算是谈说北京的第一手材料。拉贝在京的日记后被编成《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后诏书》两部书。书中有许多1908年到1930年间他在北京的生活和见闻。其中《我眼中的北京》还图文并茂，书中有数十幅珍贵的照片。书共分为四卷，分别是市井生活、北京民俗、典型建筑和名胜古迹四卷。

    约翰·拉贝在华期间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职员，不是专业的作家，因此他谈说北京时更热衷于加进一些逸闻传说，今天读来更为有趣。如他在“公主坟”一节中记述他1908年乘船去京郊高碑店地区的公主坟游览，“出了使馆区的东门，穿过哈德门后左转，沿着运河河岸一直向前，过了东便门摇摇欲坠的桥之后乘小船走运河水路，行程过半后遇到一座闸，过了闸改乘大船，乘大船可以直到公主陵的入口”。他所记录的公主坟是和硕和嘉公主，系乾隆第四女，其额驸为傅恒之子福隆安。闸是通惠河上的二闸。对于公主坟主人是谁，他可能不知道，但记了一段传说故事；说什么坟中的公主生前“爱上了自己的马夫，皇帝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因为公主毕竟是皇家血脉，所以死后仍为她修建了一座皇家陵墓。”这种描述自然与历史无关，可能是从欧洲童话故事中演绎来的。不过，由于书中附有照片七八张，让人们可以看出当年公主坟的规模，而可以乘船去的公主坟，唯此一处，故十分有趣。

    拉贝在北京生活多年，其中1908年慈禧去世前后的日记很有史料价值。1908年11月13日述说：“使馆区内部消息：昨天晚上慈禧太后病逝，这很可能引起动荡。”而11月14日又记载：“慈禧太后身染重病，处于弥留之际。使馆区中每个欧洲人身上都携带武器，镇定自若。”在此之后的11月17日又写道：“街道日夜都有中国士兵把守，银行停业，纸币贬值。”在这个阶段中，日记记了不少传闻和推测，最终写道：“谢天谢地，局势终于有所好转。皇后和小皇帝（即溥仪）被谋害的消息是假的。”“似乎紫禁城内除了皇帝驾崩和新帝继位就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在拉贝之后的另一个德国人恩斯特·柯德士著的《闲置的皇城》也很有趣，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对于喜欢老北京历史文化的人而言，是一本不错的参考资料。作为记者，柯德士因熟谙汉语，对北京的观察更为认真、仔细，对老北京充满爱意。柯德士在中国长大，母亲有一半中国血统，因此他有浓郁的中国情结，对中国人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所以，他在书中说：“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纯粹来这里消遣娱乐的旅游者，而应该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者……”

柯德士对北京充满友善感情，字字句句都是溢美之词：“北京，一个精心打造的、完全统一的艺术杰作，一座无与伦比的、风格独特的城池！”对于故宫紫禁城，他称赞道：“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得如此别致，精美绝伦。整个效果井井有条，建筑结构坚固结实，看起来，再经受数百年风雨也不成问题。这真是一个真正的人间梦境。”在圆明园里，他面对被英法联军毁坏后的建筑遗存，颇为感慨：“今天，这里空无一人，到处残留的是巨大的石块、石墩、石柱，阳光下仍旧闪亮的彩陶釉瓦、石块堆，以及曾经将收藏童话般神奇珍宝的厅堂团团围住的围墙残垣。可以想象，英法联军在这里到底发泄了多大的破坏力，连这些坚固的墙体都被摧毁推倒！”足见柯德士是有正义感的。

柯德士《闲置的皇城》有些内容还有史料价值，像白云观的“老人堂”，有些书刊都有介绍，但内容不够详细，柯德士记下了其中五位老人的年岁，分别是146岁、134岁、132岁、152岁和116岁。据记载，当年白云观老人堂有六位老人，全是女性，其中一位年岁多大柯德士没有记住。如今，有人活到120岁以上被视为奇迹，而当年还有152岁的老人在白云观里颐养天年呢！

    记述北京的外国人还有很多。20世纪初一些驻华外交官的夫人，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的《北京信札》、荷兰大使夫人爱伦·凯特林的《我的老北京印象》及美国女摄影师多萝西·格雷的《穿过月洞门》等，均以女人的角度描述、回忆北京。因她们只是在北京有几年的短暂停留，她们的字里行间有庙宇叮当的钟声、西山的驼铃声和天空中的鸽哨声，充满情趣和细腻的感情，对今天想了解北京的人而言，都是很好的教材。

 这些外国人说北京的书，不仅是研究北京文化历史的参考，在某种意义上还多多少少弥补了史书的不足。（张双林）